它指出，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帮助消除政策利率零下限，从而在现金短缺的情况下增加危机出现时可用的政策选择。
所有这些措施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总体上并不充足，不能完全避免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此外，上述的一些工具或途径，还存在较大的约束和使用成本。
对这两大国际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结构进行改革，使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已是大势所趋。其五，继续审慎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扩大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同时不断扩大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服务领域的国际监管合作，在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等新兴领域的监管合作方面，提出建设性方案。改良的美元本位制方案需要美国进行自我纠正，基本上也没有现实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金融动荡的频繁发生都表明，霸权稳定论并没有获得有效验证，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制度框架。事实上，伴随着对外金融的进一步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逐步实现，借助G20峰会、IMF改革进程、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框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一路一带倡议等国际性和区域性安排，中国正在努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
不过，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罗伯特·特里芬提出两元悖论，到近年来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周小川等学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都提出了相反的观点。长期以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治理框架的最主要特征。利用大数据可以识别出具有低违约风险的优质服务对象，可以有效地防止高违约风险的客户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更有针对性地快速提供优质服务。
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增强境内资本市场吸收冲击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要用强大的数据体系看清风险的成因，合理管控风险。有了契约精神、履行承诺，才能有效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提升金融市场参与者信心。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国际化的重要目标，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完善CIPS规则设计和系统功能，发挥其在技术、安全、便捷方面的后发优势，为参与者提供更好的动态管理、流动性支持和金融风险管理服务。
三是要大力发展数字货币与人民币电子商务，为一些国家替代美元提供手段、渠道和清算机制。允许适度投机交易，增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现代金融体系必须是能够识别并有效防范风险的体系。不仅如此，在开放条件下，外部经济金融事件更容易通过资本流动传导到中国资本市场，加剧资本市场波动。
要进一步增强央行独立性，从体制机制上逐步减少对货币政策的干预，赋予央行独立决策利率、货币供应量等重要中间目标的能力（Stein，2012）。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给美国带来了巨大铸币收益，人民币国际化将触动美国的核心利益。不断缩小数字鸿沟，服务长尾人群，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金融开放增加了多种资本投资渠道，可能加速高估的房价调整，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其作为抵押品价值下降，容易导致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问题。
利用金融科技可以改善传统的低效率组织结构，改进复杂和耗时的预审批、中期管理和后期监督与控制。当市场丧失了价格发现能力的时候，相关活动主体的决策行为就缺乏依据，就会是扭曲、甚至错误的。
要协调有序地推进金融领域改革，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国内产业经济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关系。（二）总体改革思路 （1）构建融资和财富管理功能并重的资本市场。
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建立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切实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完成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存款准备金率降到较低水平后，再通过央行增持有价证券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金融风险也由改革开放初中期的单一机构风险（资本不足风险）演变成机构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的格局。目前，国际上已有包括国际清算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和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证券及衍生品交易市场行为条例》等完备的国际立法规范，但中国尚没有清晰透明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综合立法。金融开放后，浮动汇率是必然选择，这将对经常项目带来直接影响，进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会遭到冲击。
（3）加快推动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完善市场化调控机制。在宏观经济层面，汇率自由波动也对央行货币政策、外汇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金融科技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金融供给在时间、空间上的约束，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质量、效率和可获得性，不仅独立形成了一种金融业态，还将帮助传统金融业更具效率地管理风险、拓展客户。若宏观调控出现失误，汇率自由波动还会引发更大的金融风险。
央行承担较多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维护金融稳定等长期任务，使得市场对货币政策的短期预期不稳定，增大了经济波动性。五、开放条件下的金融风险及其防范 （一）可能存在的风险 （1）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五是要坚定不移、审慎有序地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重要货币，在经常项下系统地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充分发挥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的积极作用。货币政策应用于推迟债务风险爆发时，应当明确退出时间表。合理选择市场化基准利率，考虑将基准利率从MLF利率改为银行间回购定盘利率（FDR利率），并将其统计范围扩展到全部金融机构，提高基准利率地位和市场认同。从长期看要形成一体两翼的战略目标，其中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开放乃两翼，而一体是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吴晓求，2019b）。
三是坚守房住不炒，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金融对外开放需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结构化投放工具效果有限，实施过程中存在监管套利现象。一是形成国际化金融体系。
建设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大力提升国内金融机构的全球资产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协调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税收、会计、评级等配套制度，完善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风险评估体系，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架构，提高可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
进一步推动功能监管和综合化监管改革。资本市场迫切需要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家庭财富管理需求。本质上数字货币只有仍然依靠国家信用才能成为稳定的货币。（1）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切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外，非法集资等金融诈骗活动打着金融科技的旗号蒙蔽金融素养相对较低的普通群众，也为监管带来了很大挑战。丰富外汇期货和外汇期权产品，加快推出汇率指数相关产品，降低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的对冲成本，降低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成本。
在人民币汇率下行的情况下，外债的人民币负担加大，会进一步加剧债务风险。（3）基准利率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反映市场资金真实供求的能力有限。
金融开放扩大了单一外部事件冲击和行业冲击对中国实体产业的影响，尤其是对纺织服装、机械制造、软件服务等参与全球竞争的产业。（2）人民币的双向流动机制还不通畅，境外资本投资比例过低。
